2018年5月，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伟大思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左翼人士以多种形式纪念马克思，在全球范围掀起了缅怀马克思、致敬马克思的热潮。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等理论热点，本网记者专访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孙来斌教授。
“我们走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说法，就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网：很高兴您能够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专访。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彰显，而且更加坚定。那么，我们这种深层的自信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哪些有益经验？
孙来斌：关于既有现代化的模式，学术界有不同的概括，事实上，公众也有不同的认知。由于西方国家走在世界现代化前列，所以“西方中心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握着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结果形成如下的认知定式：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二战结束后，一批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其中多数并未走上真正的发展之路，有的甚至仍然徘徊在落后边缘。在此情形下，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持续下降。对此，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深刻反思。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在有关著述中指出，所谓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被落后国家模仿的假设，“是一种意识形态抽象的结果”“在现有历史条件下绝不可能实现”。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照搬西方模式是行不通的，现代化绝不止一种模式。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实践表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现代化道路上，我们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奇迹，打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认知定势。
我们走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说法，就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的选择。我以为，我们这个道路的特点和优势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认识和界说。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它首先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两难选择，即自主与发展之间的悖论。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一经反思发现自己是一种依附性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发展。这种反思在拉美的依附理论中得到比较突出的表现。但是，假如真正依照依附理论的某些主张行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脱钩”而保持自主，走向自我封闭事实上也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如何走出这种悖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可以提供一些借鉴。我们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在关乎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保持自己的原则，走一条自主发展、和平发展之路。当然，对于一些国家和民族而言，其发展意识可能尚未真正觉醒，习惯于慢悠悠的节奏。比如，网上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讲一个有钱人到海边旅游，发现渔夫将船泊在海边，自己躺在船上晒太阳，于是就与渔夫有一段对话：
（有钱人）：哎，你怎么不出海呀？
（渔夫）：出海干嘛？
（有钱人）：捕鱼！
（渔夫）：捕鱼干嘛？
（有钱人）：卖钱哪！
（渔夫）：卖钱干嘛？
（有钱人）：旅游啊！
（渔夫）：旅游干嘛？
（有钱人）：晒太阳啊！
（渔夫）：嗨，我这不正在晒太阳吗？
这一对话，体现出一些人的发展观念不同，当然可以挖掘出更深的哲理。对于那些习惯于慢悠悠的发展节奏或者愿意依附于他国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发展经验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于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发展经验可能是一种全新的选择。这种选择就是，既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我们提供的是全新的选择，是中国智慧、中国选择、中国方案，但是我们决不强加于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度尊重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反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输出。习近平同志指出：“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文明的样态是多种多样的。
简言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苏东剧变，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遭遇失败；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发生金融危机，拉美模式、东南亚模式引起反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再发展危机，特别是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受到质疑。相形之下，在现代化追赶之路上，中国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创造了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奠定了中国制度自信的现实基础。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社会日益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国际问题处理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引领和示范。中国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战胜贫困等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方法和经验，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正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才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各种深层的自信来自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来自于十八大以来我们实现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这是自信的一个根本所在。
“在考察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从而把它同其他的进展和自身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联系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提出“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请问这一设想有怎样的现实启示？
孙来斌：在人类步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经济落后国家应该选择何种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此曾作过一般分析，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深刻把握俄国等经济落后国家实证材料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设想。
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俄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19世纪60年代前后俄国思想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在此问题上，马克思根据多年研究直截了当地表明：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别于西欧，走何种道路要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如果俄国继续通过农奴制改革走向资本主义，“那么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是否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他反对不顾历史条件照抄照搬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做法，认为俄国如果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作序中指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才刚开始起步，“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在此情形下，有无可能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他们当时给出了“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续关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他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增加的现实，明确指出俄国在农村公社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但在理论上仍然肯定了跨越发展的可能。在去世的前一年，恩格斯还强调：“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一种发展的可能，“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提出过两种思路：早先阐发的资本主义道路和晚年设想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表面看来，这两种思路似乎矛盾，从实际上看，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揭示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两种可能。其中，前者反映了普遍性，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而后者反映了个别性，是一种非渐进形式的发展；前者是条件，后者是在前者实现的前提下的一种可能。在他们的设想中，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经历资本主义的磨难，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那么，资本主义对俄国而言则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设想所体现出的思想火花和方法原则，对于落后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清除了长期以来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设想强加给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认识，澄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用新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价值，在当前国外依附论等发展理论的主张中也得到印证。在国际学界关于发展问题的研讨中，拉美的依附论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其中，巴西著名的依附论学者多斯桑托斯曾专门提及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强调它的两点启示：第一，落后国家不一定要走欧洲的道路，不一定必须经过同样的阶段，它们甚至可能“躲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创造一些独特的历史形式；第二，在考察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从而把它同其他的进展和自身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因此，多斯桑托斯等人提出，落后国家结合自身实际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是可行的、必要的。这一主张，从侧面进一步映衬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谋划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向世界呈现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理念、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出高超的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请您谈谈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
孙来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阔步走向民族复兴。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共赢发展，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谋划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向世界呈现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理念、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出高超的中国智慧。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更往往相伴相随。相较近年来西方社会接连遭遇的各种危机，中国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如何回应世界，无论于世界或是中国，都显得极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他全面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等方面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当前，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逐渐将理念转化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变得越来越真切、可感。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构想，因其蕴含着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而尽显思想魅力，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对接联合国精神，维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是《联合国宪章》的卷首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这一构想，中国将与其他国家共同创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美好前景。
超越丛林法则，树立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在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现象。长久以来，西方世界深受这种观点影响，依靠武力、强权并不惜损害他国利益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愿同各国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道，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加强警务和安全方面合作，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摒弃单边主义，倡导合作共赢的发展观。一些西方国家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依仗军事和经济优势，在对外政策上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时代在进步，世界要发展。在处理当前国际关系时，千万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习惯于冷战思维。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念，世界各国也期盼着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阐发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时宣布：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他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彰显多元互鉴的文明观。由于西方国家长期走在世界现代化的前列，因此，许多西方人士抱持着浓厚的制度、文化优越感，西方中心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持着发展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是多样的，而不可能是单一的；不同文明只有样式之别，而无高低之分。不同文明凝结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相互之间要对话，不要对立；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它的美好未来。
“今年又恰逢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此时深入探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尤其彰显了特殊而重要的中国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共有来自国内的700多位专家参会，还有来自五洲四海的100多位外国专家出席会议，中外学者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分论坛主题的探讨，请您谈谈参加本次盛会的心得体会。
孙来斌：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在中国举办一个规模大、影响大、国际性的论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多年来的心愿。近些年，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我们对外交流的增多，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先后举办过一些国际性的论坛、会议。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就是其中的代表。今年举办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时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这么重要的历史节点，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齐聚北京大学，共同缅怀马克思，向马克思致敬，重温他的著作和思想，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这对于我们从马克思学说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关照人类命运的宝贵思想资源，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今年又恰逢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此时深入探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尤其彰显了特殊而重要的中国意义。这一次大会，与会的学者多、参与的范围广、讨论的很深入。我的感受是，大会办出了北大魅力、办出了中国水平、办出了国际影响，希望今后越办越好，使之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国际交流的高端品牌、重要平台。当然，我也感受到，会议之所以办得好，能够吸引众多国内外学者来参与，也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是因为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06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