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既是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开放政策实践成果的积极肯定，也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战略确定了更加明确的目标，特别是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挥开放引领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已取得丰硕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指出，我国开放性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同时还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
自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利等优势转化为持续增长的优势动能，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我国推动全面开放打开了新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使我国同有关国家的政策沟通不断深化。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等，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设施联通不断加强。我国和相关国家共同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三是“一带一路”建设极大提升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贸易便利化使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在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金额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16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9535.9亿美元，占我国与全球贸易额比重的25.7%。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也为资金融通服务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前景。我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和组织展开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与沿线各国在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多方面创造了更多合作交流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拓宽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渠道，随着“一带一路国际电影周”等交流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辨识度，增强“中国吸引力”。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努力方向。
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契机。要抓住契机，打破画地为牢的思维定式，将路海内外、东西双向全部纳入交流合作范畴。“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国际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国结合自身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等，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能源储备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优势，尽管沿线多数国家为新兴经济国家，在贸易规范、贸易政策等方面还不尽完善，但稳步推进合作交流，会为我国在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储积许多宝贵的发展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与沿线国家主动建立起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的利益共同体。
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通道。“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与沿线国家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沿线各国在经济、能源、贸易等各方面发展多元化，符合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根本发展需要，受到沿线各国的共同欢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打破以往贸易发展的制约瓶颈，将贸易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设想，逐步转化为贸易实践。目前我国与有的国家在简化海关手续、改善通关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促进了重点产业发展和外贸交流增长，也为我国参与更广泛的世界贸易交流，维护贸易高效、公平提供了一条新通道。
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突破。“一带一路”建设并没有将对外贸易孤立确定为对外开放政策的唯一内容，而是在投融资、生产、网络服务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地构建起交流融合格局。以往低层次产品贸易仅是将贸易范畴限定在初级产品自身之上，而对于产业涉及的其他要素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为包括生产高新技术等要素贸易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一带一路”建设为交流融合创造了新的制度平台，使得更多沿线国家有可能通过技术交流融合，创造新的贸易范畴。
（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